但编制不是按来源分的，而是故意打散：一个班里，可能有赣北农民、逃难学生、反正伪军、游击队员。

让他们在一起吃饭、睡觉、训练，时间长了，隔阂自然就没了。

效果是明显的。

短短一周，架子就搭起来了。

原来互不相识的各路人马，开始能凑在一起说说话了。

思想教育同步跟进。

方志行从政训处抽调二十名副连长，分驻七个营。

第一课讲“为什么要抗日”，农民们喊得最响；第二课讲“什么是抗日军人”，念到“不做汉奸”时，伪军里有人低下了头。

副连长走过去拍拍肩膀：“过去的事，军座说了，一笔勾销。以后的路，靠自己走。”

半个月下来，效果出来了。

原来忐忑不安的投诚人员，渐渐敢抬头说话了；原来懵懵懂懂的新兵，开始明白当兵是怎么回事。

副连长们挨个班走访，脚磨破了送药膏，眼镜摔坏了找人修，想家的陪着说话。

人心，就这么一点点拢住了。

扩编之后的第一件事，是换装。

南昌战役缴获的日军武器堆积如山。

三八式步枪、九六式轻机枪、九二式重机枪、掷弹筒、山炮、野炮——这些浸透着日军鲜血的武器，如今成了荣誉第一军手中的利器。

新三师原本就是日械师，维持编制不变。

新编独立旅也被顾沉舟打造成日械旅。

这么安排有两个考虑：一是弹药统一，后勤补给方便；二是投诚人员里不少人都熟悉日械，用起来上手快，正好可以当教员，带着新兵练。

换装之后，适应性训练随即展开。

农民们第一次摸枪，手抖得厉害，班长就在旁边一遍遍教；学生们体力跟不上，五公里跑下来瘫在地上起不来，排长就吼着让他们爬起来继续。

游击队员们自由散漫惯了，不习惯列队，连长就天天盯着练；伪军们射击没问题，但队形散漫的毛病也有，陈大雷在训练场上吼着让他们改。

一个月后，成效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