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清楚。”
挂断电话,秘书走进来汇报。
“高局,卷宗已经被孙光大全部取走。
另外,专题会议通知已经全部下发。
还有一件,信访科马启元刚刚过来反映,最近收到两三封北厂区工人联名来信,反映当年失窃案反复被翻查,搞得厂里职工人心惶惶,希望局里尽快平息事态。
信件已经交到办公室。”
高长林抬手,示意秘书把联名信放到桌上。
他拿起信扫了几行,淡淡一笑。
“来得正好。”
孙光大那边抓卷宗找证据;他这边,人证隔离,又拿到工人联名来信作为现实层面的依据。下午的专题会,双方就要当面摊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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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下午会上,把这几封联名信作为信访现实情况,一并摆出来。”高长林缓缓吩咐,“不针对任何人,只讲基层现实矛盾。”
秘书迟疑道:“这些联名信,要不要核实写信人的真实意图?”
高长林摇了摇头:“信是真实的工人来信,内容也是反映厂区情绪,程序上没有问题。至于背后是谁鼓动,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它代表厂里出现了现实的维稳压力。”
窗外日头渐渐升高,下午那场专题会的硝烟,已经在看不见的地方弥漫开来。
何大明这边,桌上摊满旧卷宗,可最关键的人证,已经被医院这道墙牢牢隔开。
他手里握着卷宗的疑点,对手握着现实维稳、职工舆情、人证患病的多重筹码。
两边都守在制度规则之内,却已经剑拔弩张。
孙光大攥紧拳头:“下午开会,他摆明要占上风。我们怎么办?”
何大明把卷宗收拢整齐,眼神沉定。
“卷宗疑点是我们的底牌,但不能冲动全盘抛出去。
老廖住院这件事,我们不能直接指责谁,没有实据,只会落得无端揣测的口实。下午会上,就抓住两点:第一,老廖患病属实,但要明确提出,保障当事人有向信访部门反映诉求的权利,不能因为住院就完全隔绝;
第二,把旧卷宗里客观存在的证据漏洞,平铺直叙摆给党委,不下结论,只陈述卷宗事实。”
他抬眼看向孙光大。
“只要党委认可卷宗确实存有疑点,就不能直接把这件事草草了结。”